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25日，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乘船到金门，下令明军渡海出击收复澎湖。
让我们把时间波回几天前，11月15的那个晚上：
荷兰人极度猖獗，自认为已经用近岸封锁的方法困住了福建明军的海军主力，自觉是胜券在握；南居益也正是利用了荷兰人这样的心理，主动邀请荷兰指挥官前来谈判，并把姿态放得很低。
荷兰人对此次谈判十分放心，没有丝毫其疑；当然，这也与大明福建地方府在不久前就与其有过未曾上报朝廷的私下谈判有关一一这使得荷兰人对大明政府的“信用”、节操与外交态度产生了严重的错误判断。
在荷兰人刚刚占据澎湖时，前任福建巡抚商周祚就私下会见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并许诺只要撤出澎湖，便允许他们在台湾开展贸易，但因为荷兰人的得寸进尺，双方一直无法取得共识。
（虽然此时明政府对台湾控制力很薄弱，但不论法理宣称还是归属问题没有任何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地图把台湾直到明郑才划入中国版图，或认为大明没有统治过台湾，是极度荒谬的。甚至“台湾”的称呼就是明代才出现的。）
最后商周祚命令明军强行要求荷兰人撤返，准备进行武力收复，但南路副总兵张嘉策竟以“师行粮从，无饷则无兵”为理由消极应对，拒绝主动出兵，导致明军军事部署出漏洞，初战失利，从而错过了最佳的进攻时机，给荷兰人修筑防御堡垒提供了时间。
老实说，张嘉策的理由并不是完全胡扯，明军的欠饷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当总兵徐一鸣冒矢石督战时，他仍然“闭城自守，不肯应援。身不至海上，诡言红夷恭顺，欺罔巡抚。”这他这种消极避战的态度，已经是不可以放任。
而他公然违抗上级命令、拒绝援助友军、与敌人私下交流等行为自然也足够“上军事法庭”。
在御史游凤翔等人：“非惟船不回、城不拆，且来者日多。”的谈何下，最后张嘉策被朝廷革职查办，改由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俞咨皋接任。
而商周祚也被调离，由强硬的南居益任巡抚。南居益“未出都门，辄痛心切齿，毅然以必诛红夷为己任”，在分析局势之后，意识到了硬干是行不通的，于是便有了这番鸿门宴。
荷兰指挥官只带了一支般，十几余士兵前来谈判；却说那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只听得南大人一声令下，“300刀斧手”冲了出来，便将那西夷乱刀砍死；埋伏在港口的明军火速出动，扣押了港口的荷兰船只以及船上人员，没有让他们把消息放出去。
封锁明军军港的荷兰军舰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他们将这次谈判视为对手的屈服，一个个喜上眉梢，明军甚至派人划小木舟送上酒肉来“犒劳军队”，再证明了这些东西无毒后，荷军更是彻底放松了警惕，甚至不少都已经提前开始了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