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历朝儒林、文苑二传，有内容翔实，文字兼优者，亦有语焉不详，言行寥寥者，其中区别，当是国史修订之时，行迹采集便有不同。如今我们有了这么多人支持，这国史儒林传，我当亲自主稿，务使先贤逸事，永存于后世啊？”阮元想着自己虽然是贬官之身，却也能为修史尽一份心力，自是满意。看着张鉴身旁和自己身旁的两名年轻文士，却忽然想起，自己只是听张鉴说起他同来之人，还没给二人相互介绍，便也对与自己同来那人道：“星伯，方才忘了告知于你，这位是乌程张鉴，字春冶，在杭州之时，就是我的学生，与他同来那位，名字叫做严可均，字景文，是春冶的同乡，也是听说我在京中编修《全唐文》，才一同过来的。春冶、景文，这位是翰林编修徐松，字星伯，他做翰林的功夫，可要比我当年刻苦多了，这几年时间，星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宋会要》五百卷，这可是当年修四库的时候，都没有辑出的宋人经典，他这一辑录出来，天下学人，自当多添一部佳作了。”
“是吗？芸台先生，这样看来，后学这一次来京城，是来对了啊！”那名叫严可均的文人本是举人，做过教谕，这时只在安澜书院教书，听阮元讲起徐松之事，也不觉感叹道：“后学多年之前，便想着朝廷既然要修《全唐文》，那为何李唐之前佳作，竟不能再辑成一书？只是朝廷之中，似乎无人愿意再修新书，是以后学想着，若是有可能，就由后学自己来修吧！只是后学读书虽多，却也有不少典籍，一直遗憾未见，这《永乐大典》修成于明，或许就能多保存下来一些前唐文章呢？只是先前后学家中清贫，竟是无缘入京，所幸后学眼下主讲的安澜书院，是芸台先生所建，后学又和春冶兄相熟，这才有了入京的机会。今日见到徐兄，也是同道中人啊！”安澜书院在浙江海宁，是阮元任上所建，故而严可均对阮元为人，一向也是敬佩不已。
“是啊，严兄所想，正合我意啊！”徐松听严可均讲起自己志向，也对他赞叹道：“这《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多少先贤古籍，典章制度之书，竟是数百年无人问津。若不是竹君先生首倡，重辑大典，只怕百年之后，不少今日尚可一见的文章，就要绝迹了啊？我初入翰林之时，便即对这《永乐大典》多有研读，不想方才一年过去，这《永乐大典》竟然就少了两册，虽然卷帙不多，可若是日积月累，亡佚之作，便绝不会少了。严兄能将其中先唐古文尽数公之于世，对天下读书人而言，可是大功一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