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昭武九年，整个大恒天下，秩序框架，基本上已经确定，在这个新的秩序框架之中，时间流逝的同时，整个天下，也在这个秩序框架之中，潜移默化的变化着。
天子巡视天下的念头，已然彻底搁置，整日埋身于国事之中，难有丝毫空闲。
满朝文武，亦是围绕着内外军政事物各司其职，唯一的乱局之处，外部北疆，在大恒的干涉下，也彻底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让大恒在北疆的压力骤减。
大恒中枢，亦是步入了一个少有的稳定且快速发展的阶段。
尤其商业的繁荣，在这两年，大恒的商业，俨然又多了几台强而有力的引擎在推动。
一是纸币的出现，带来的贸易交流之便捷。
二是对和硕特部边关商贸的解除封锁，亦是让北疆停滞已久的边关贸易，再次腾飞。
官方层面的贸易体系，以及西北藏地与草原庞大的需求，亦是直接带动着大半个北方的飞速发展。
三则是钱庄拆借放贷，及交通道路的愈发畅通，俨然给商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底气。
而这一切，体现到朝廷中枢的本质，便是商税关税的暴涨！
昭武八年一年之财税收入，已然达到了三千万两白银之多，而这，还仅仅只是财税体系之中的商税与关税。
大恒之财税体系，总体分为三种，一则是商税，二则是关税，三则是农税。
三种税，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下，也没有后世那般复杂。
商税主要是依靠道路，河道，城池设计税卡收取，按不同商品，分别收取不同比例的商税。
而这，还只是针对民间商业，对国有垄断商业，可就不是这般了。
如盐，铁，煤，等等垄断，商税的比例，远远高于民间正常的商业，且，不仅仅比例高，这些垄断商业，每年还皆得上交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至内帑之中。
而关税，在以往，则是指市舶司海贸关税，而现如今，由于放开了西北对和硕特部的边关贸易，故而，也得再加上西北互市关税。
而农税，自然是简单，大恒土地改革之下，是按土地田亩征税。
事实上，大恒的农税，若放眼历朝历代，其实算是颇为苛重。
以往历朝历代，农税大都是三十抽一，亦或者十五抽一，就如前明时期，平均的农业税率，甚至都低于三十抽一，甚至在明末之时，都达到了五十抽一的比例。
但显然，明之税率再低，也没有丝毫用处，毕竟，绝大部分土地，都在地主士绅手中。
百姓没有土地，只能当佃户，百姓的税率，是佃租，而佃租，是由地主制定。